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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原:如何評價村書記“挪用公物”行為的性質

時間:2019-07-30 11:10:26    來源:《法治吉林建設研究》    編輯:編輯部    瀏覽次數:

【案情簡介】

2013年,通化縣某村以集體名義與陳某簽訂買賣協議,購買了陳某名下的3處門市房,因過戶稅費過高,所以暫未過戶,陳某將產權證以及鑰匙交給村里,產權登記卻仍在陳某名下。2018年1月,村書記李某私自拿著產權證,找到陳某,以5萬元好處費為由,讓陳某以第三人名義到銀行以該3處門市房為其貸款作抵押擔保,李某順利貸出95萬元,用于經營自己家飯店。

本案公安機關以李某涉嫌挪用資金罪,移送審查起訴,但檢察機關對李某的定性爭議較大。

【意見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挪用資金的犯罪對象是“資金”而非“財物”,就犯罪對象而言不可以作擴充解釋,認定挪用資金以外的財物構成本罪,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同時,就本案而言,門市房仍在陳某名下,按照我國物權法的規定,不動產所有權是否轉移應以登記為要件,李某挪用的并不是集體的財物。因此,李某的行為不符合挪用資金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

另一種觀點認為,李某的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李某挪用門市房,侵犯了村集體的財物使用權,通過挪用門市房抵押變現,用于自己的營利性活動,符合挪用資金的構成要件,應當定罪。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刑法規定的挪用資金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的行為。

具體到本案,村集體購買陳某的門市房,但沒有過戶,按照物權法的相關規定,不動產的所有權尚未發生轉移,門市房依然歸陳某所有。但不可否認的是,雙方的買賣協議是有效的,陳某向村集體交了鑰匙以及產權證,村集體自此獲得了門市房的實際控制權和使用權,村集體有權持協議隨時要求陳某履行過戶手續得到所有權,所以李某利用自己是村書記的職務便利拿走產權證,挪用門市房的行為,實際上是挪用村集體控制下的“公物”歸個人使用的行為。

那么這種挪用公物的行為是否能以挪用資金罪進行定罪呢?

2001年4月26日《公安部關于村民小組組長以本組資金為他人擔保貸款如何定性處理問題的批復》規定,“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擅自將村民小組的集體財產為他人擔保貸款,并以集體財產承擔擔保責任的,屬于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以挪用資金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在此條批復中,公安部明確了挪用集體財產,應認定為挪用資金。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分則)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中,對于挪用資金罪中的“本單位資金”,亦規定,所謂本單位資金,是指單位所有或者實際控制的一切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的財產。

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公安部的批復標題已經限定了行為的對象就是資金,請示的內容也是挪用資金作擔保如何處理,而不是挪用財物如何處理,若將批復中的財產解釋為包括資金和物,不僅違反法定原則,也違反同類解釋原則。

筆者認為,針對本案李某的挪用公物的行為,應結合立法判斷。具體來看,本案中,李某挪用的門市房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屬性,如果行為人挪用時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房屋的使用價值,那么其行為就是挪用公物,而不是挪用資金;但是,如果行為人追求的是公物的價值,那么公物被挪用后,就會通過流通,實現從物品到資金的轉換過程,顯然,這種挪用公物的行為在本質上和挪用資金是一樣的。

李某在本案中挪用門市房并不是為了使用門市房,而是為了以門市房進行抵押,獲得銀行95萬元人民幣的貸款,這種情況下,李某挪用的門市房不是在實現房屋的使用價值,而是在實現其價值,李某將公物變現,則公物就變成了資金,而且其最后也得到并使用了資金,這種行為完全符合挪用資金的特征。

因此,無論是從關于“資金”的解釋上看,還是從立法本意看,利用職務便利挪用集體財物變現獲得資金歸個人使用的行為應以挪用資金定性。

近年來,各種犯罪行為紛繁復雜,新的司法解釋不斷出臺,但法律的滯后性仍將永久存在。筆者認為,在處理不同案件時,不應機械的去理解法律法規上的文字,而應從立法本意出發,透過現象,看清行為本質,這樣才能正確運用刑法打擊各類犯罪。

(李宗原:通化縣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檢察官)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設研究》2019年第3期案例分析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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